2014年10月30日 星期四

特偵組介入?

昨天立委紀國棟,今日前立委郭正亮,不約而同在政論節目中倡議頂新噁油案特偵組應該介入。

這讓我心生警惕,彰化地檢署今30日起訴魏應充一干人等,求處三十年重刑。輿論這一個月來對於彰化地檢署從偵察到起訴,雖有不滿,但大致評價還不錯,為何此時有人倡議要讓特偵組介入?

以時間點來講:吳子嘉說馬英九是門神,但所謂的十億政治獻金證據至今沒拿出來。然而,28日中午過後,魏應交辭去一零一副董事長,卻仍握有37%持股,13國抵制MIT食品,其中臺灣和東南亞、日韓經貿密切、中國版圖最大、荷蘭更是歐洲經貿的窗口,這意味著,臺灣食品喪失了全球一半的市場……,更可能導致臺灣長達二十年的衰敗。

這樣嚴重的罪行,頂新卻急著在中國切割康師傅與味全的關係,聲明稿中把味全說得一無是處!力保一零一持股,臺灣之星與TDR至今政府毫無動作,連抽銀根都是應當!但政府只做表面,為了應付輿論,逼魏應交辭職,只為了讓沸騰的民怨稍稍降溫不要衝破鍋蓋,讓馬門神這個形象深深烙印人心!

以效果來講:一、若特偵組介入,彰檢和雄檢勢必要將所有偵察資料交出,基於偵察不公開原則,連法務部長、檢查總長都不能過問偵察中的案件。特偵組被稱為東廠,老早將此規定棄之不顧,黃世銘去職至今不到一年呢!若特偵組介入,無疑是馬英九最好的防火牆。

二、特偵組偵辦案件素質比一般地檢署還差勁!扁案裡多少自由心證、污衊栽贓!那些檢察官又是如何進入特偵組,風聲不斷。若真讓他們偵辦頂新案,怕是「反調查」--做壞事的無罪,檢舉的反而被盯上--林益世案原本由雄檢偵辦,特偵組介入後,雖求處無期徒刑,卻因證據力薄弱,不往上辦不擴大偵辦,加上法官為人詬病,林益世被判無罪,中鋼完全脫身,檢舉人陳啟祥反而被控以誣告。輿論對特偵組由再度燃起希望、失望轉而破口大罵的絕望!殷鑑不遠。

那為何此時有人提議要特偵組介入,而其他人附和呢?一、幾年下來我早已看破,臺灣沒有真正的反對黨。二、馬政府對媒體與司法的操控比一般人想得還深,這才是「馬不沾鍋」的真相。

寫這文是要警告這些人,若要形塑輿論讓特偵組介入,到時大家街頭見!

Gail
2014/10/30 下午 03:28

2014年10月23日 星期四

從南僑說起

很多加工食品裡都有棕櫚油,但市面上沒有棕櫚油單獨販售,這說明什麼?說明這油可以吃可以加工但不是高級的油。南僑被食藥署單獨點名,在頂新烽火最盛的時候,原本馬政府還要引爆幾顆未爆彈(掩護射擊?),江宜樺事先預告,欲語還休……

然而工業用油不用檢查可迅速通關、食用油卻得等上一兩個月,海關稽查人員只有四五十人。政府嚴刑峻法在前,苛政在後!南僑賠上商譽獲利不說,食藥署還遲遲不願放行,要不是澳洲政府背書,要證明澳洲沒有像越南「一樣爛」(大幸福至今還有警察圍事),儘管如此拖了四天一個週末才放行,衛福部常務次長許銘能還補上一記回馬槍,信誓旦旦說:「就是工業用油!」,硬抓著一個單字死不認錯!

上回銅葉綠素事件,食藥署也是突然回馬槍,當大家焦點在大統身上時,說泰山油品有問題,後來泰山拿出一堆西班牙證明文件,而食藥署從那之後一直查「橄欖粕油」而非橄欖油,查了好幾個月,只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若西班牙真出口銅葉綠素或橄欖粕油給外國人食用,那可是國際大醜聞,是食藥署輕率還是大統事件背後有什麼黑手?

泰山和南僑的事件告訴我們:一、食藥署能力低落,連英文industrial、industry也搞不清,僅僅查通關公文而不是成分或產地,看到一個單字就見獵欣喜,毫無專業能力!還展現了酷吏性格。二、中國古代說「民不與官鬥」,現代民主社會是要「官不聊生」,但馬政府官員顯然還活在古代中國封建社會……,大商人被這樣惡搞也只敢怒不敢言,更何況小商家,有良好政商關係才是保命符而不是嚴格的產品把關,義美幾年前河川地的事件不也被搞過!

回收油風暴延燒一個月,看到各家連鎖賣場與餐館的態度,看到不少人高價買食安,但,沒有黃豆,怎麼搾沙拉油?豬隻那麼貴,哪能大量炸豬油?有人高價買外國進口油,有人高價買自製搾油機,還有人高價買苦茶油,卻沒人想過,一連串的油風暴背後,是臺灣糧食自給率持續下滑所反映出來的危機。黃小玉價格任由國際宰割,勞動階層每天面對辛苦勞動所得的快速蒸發,遲早又有人鋌而走險,馬政府無能也無心,他們目前當務之急不是處理食安,而是處理選舉。

Gail
2014/10/23 下午 05:56

2014年10月5日 星期日

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四)

http://liuxiaobo.net/archives/4911
20060200-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四)
Posted on 2006/02/01   

第四大錯誤:六、七十年代迷失於「毛澤東熱」

當毛澤東成為中國的絕對獨裁者之後,一個東方大國再次進入西方的視野。但西方左派並沒有從當年的「斯大林熱」中汲取教訓,而是在斯大林死後把這種熱情轉移到毛澤東身上。而斯大林正是毛澤東的導師:——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權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白匪、資本家、地主富農、宗教人士和知識分子;毛澤東奪權後大搞「土改」、「鎮反」、「三五反」、「知識分子改造」和「工商業資本主義改造」等運動,數百萬人因此遭殃。

——斯大林為了完成「偉大的轉折」,用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來推動以軍事工業為主的工業化,在餓莩遍地的時期仍然大量向西方出口糧食,造成了餓死七百萬人的大饑荒;毛澤東為了「趕超英美」,同樣用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及「大躍進」來實現以軍事工業為主的工業化,毛也在大饑荒時期堅持向蘇聯出口糧食和農產品,原子彈升空的代價,是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饑荒。

——斯大林為了鞏固其絕對極權,從上世紀20年代末到他去世,不間斷地大搞黨內外的大清洗,在肉體上消滅一切「敵人」,在30年代達到最高潮:從黨內元老到黨外知識分子,從政治局委員到普通的集體農莊農民的「敵人」,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二千萬左右;毛澤東為確立其絕對權力,也是從掌權開始直到去世都在大搞「階級滅絕」,從「粉碎高饒反黨集團」到「反胡風運動」,從「反右」到「反彭德懷」,從「四清」、「肅反」到「文革」,毛澤東從肉體上消滅的「敵人」,至少有三、四千萬人。

——斯大林終身操控「造神運動」,不僅在全蘇聯且在整個共產世界製造個人崇拜,意在把自己塑造成整個人類的救主兼先知,不僅是政治上的偉大領袖,而且是思想上的偉大導師,通過共產國際來扮演世界革命的領袖;毛澤東製造個人崇拜的路數與斯大林完全一樣,也是要充當偉大領袖兼偉大導師,充當全世界人民的「紅太陽」和「大救星」,文革時期的造神狂潮可謂人類歷史之最!斯大林死後,一心要爭當共產世界領袖的毛澤東,利令智昏地與蘇共決裂,但決裂帶來的是他在爭奪共產世界領袖地位上失敗,最後的跟班只剩下一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於是,毛為了滿足自己的世界領袖慾,又製造出「第三世界」理論,自封為「第三世界」的領袖,以抗衡極權世界領袖蘇聯和自由世界領袖美國,也以此來彌補他在共產世界的失敗。

——毛澤東的殘暴還有遠遠超過斯大林的獨創之處。斯大林主要採取「肉體暴政」的方式來消滅「敵人」,即便是對政治對手的人格羞辱和精神虐待,也要走走法律審判的形式,比如,在大清洗時期,斯大林操縱多次對布哈林等政敵大審判。而毛澤東向來「無法無天」,幾乎從來不會把他的政敵送上法庭,而是在「肉體暴政」之外又發明了大搞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的「精神暴政」。他所發動的每一次大規模「階級滅絕」運動,都伴以「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的全國性群眾運動,文革時期更有所謂「群眾專政」,為的是在人格上羞辱人,在尊嚴上摧毀人,使之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變成遺臭萬年的行尸走肉,可謂「黑出於黑而勝於黑」。著名劇作家曹禺在述憶文革的遭遇時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兩大暴君最為一致的地方在於:相對於他們無限膨脹的權力慾和無限濫用權力的滿足感而言,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的生命並不構成道德問題;他們的權力恐懼達到草木皆兵的病態程度,但他們從來不怕殺人和死人;因為人民只是兩大暴君實現權力野心的工具而已。

同時,兩大暴君又特別擅於偽裝自己,為了塑造各自的國際領袖形象,他們可以在西方名流面前表現出平易、直率、幽默、甚至謙恭的一面。看看西方左派名流們記述中的斯大林和毛澤東,很少能找到負面的描述。

當時的法國名流,從政治家戴高樂到著名知識分子薩特等人,都對毛主義中國抱有或功利或浪漫的期望。在某種意義上,戴高樂是拿破崙式法蘭西沙文主義的繼承人,雖然法國的實力不逮,但他仍然千方百計地來表達法蘭西的傲慢。在東西方冷戰處於最嚴峻的六十年代,僅僅出於嫉恨美國在西方的領袖地位,戴高樂既沒有顧及西方聯盟的大局,也沒有知恩圖報的起碼謙卑,而是基於法蘭西式的傲慢來顯示自身的獨立性,同美國較勁,同英國強辯。1966年,戴高樂正式向美國宣戰:一面宣佈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並將北約總部趕出巴黎,一面提出對共產陣營的「緩和、諒解和合作」三原則,戴高樂正式訪問蘇聯,蘇聯輿論自然興奮,西方輿論則視之為西方聯盟的「窩裡反」。接著,他在1968年與毛澤東政權建立友好關係。

最早讚美毛澤東中國的法國名流,當然少不了薩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1955年9月至11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訪問中國,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在中國足足遊覽45天;10月1日,他倆還作為貴賓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大典。當天晚上,薩特與波伏娃又被請上天安門,與茅盾夫婦同桌觀看焰火。受到如此優待的兩個法國名流,自然對毛澤東的中國大加讚美。

在後來回憶中,波伏娃這樣描述毛澤東:「毛澤東就站在他的畫像下。他像平常一樣,身著灰中帶綠的上裝,戴著一頂帽子,這頂帽子他不時取下,向歡呼的人群揮舞。」「毛澤東也是一樣地問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從容。中國領導人最迷人之處,就是他們毫不做作。」她又這樣描述天安們廣場上的人群:「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眼裡,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視,你看到的是情感。」

雖然同為哲學家,但薩特對中國的讚美,還是不同與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義哲學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觀感》。薩特說:「在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走向社會主義;它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們歡樂的青年和兒童,就會理解這個國家一定不會滅亡。」「人們在巴黎讀了你們的書籍,看了你們的報告,也還是可以想像的。可要真正掌握這個偉大性的尺度,那卻非得要親自來你們這裡……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爐和附近土墻茅舍的鄉村,農民們有的還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時看到古老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才能夠懂得你們當前的情況正是這個了不起的和生動的矛盾所構成的。」「這個偉大的國家正不斷地在轉變。當我到達這裡的時候,我那些從中國回到法國的朋友所講的情況已經不再完全正確。」

回國後,薩特又在《法國觀察家》週刊上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一文,盛讚中國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波伏娃依靠45天的觀感和收集到的資料,寫出長達500餘頁大書《長征》,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該書在西方出版後,引起了極大反響,對當時西方世界瞭解新中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讓人想起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

毛澤東發動文革,喊出「造反有理」的口號,更變成西方的左派知識分子和一代激進青年的模仿對象。當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學生造反運動」也在風靡西方。說來也巧,在中國文革高潮的1968年,法國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薩特旗幟鮮明地支持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如同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支持紅衛兵運動一樣。薩特喜歡學生提出「把禁止禁止掉」的口號,他還煽動說:「暴力是遺留在學生手中的唯一的東西,……在我們西方國家,學生代表了反對既定統治的唯一力量。」與此同時,美國的「校園反戰運動」也貫穿六、七十年代。

其實,薩特不僅讚美毛澤東的中國,也同樣讚美斯大林的蘇聯和卡斯特羅的古巴。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薩特和西蒙波娃也作為貴客訪問過蘇聯,回國後公然宣稱:「蘇聯公民能比我們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評政府」,「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蘇聯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國旅行,而是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美麗的國家。」他也曾作為古巴政府的座上賓,和卡斯特羅並肩而立,接受民眾的歡呼。他說極權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

眾所周知,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決裂之後,毛主義代替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義,變成了西方左派的新偶像,特別是在西方共產黨最有勢力的法國,中蘇分裂也導致法共內部的分裂,一部分反對蘇共的法國左派退出法共,另行成立了兩個以毛澤東為偶像的左派組織「無產階級左派」(GP)和「共產主義青年同盟」(UJC),這兩個狂熱崇拜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極左組織,把毛澤東視為他們的精神領袖,毛的「造反論」被無條件地接受,兩大組織對鼓動起1968年「紅五月」學潮功不可沒。

法國毛派的口號是「反對任何等級制度」、「實現絕對平等」和「革命萬歲」等,他們不看重理論而著眼於行動,把毛澤東的《實踐論》奉為「聖經」。他們對革命實踐的評價標準有三條:1,不合法性,即專門與現存秩序對抗;2,創造性,即每一次反抗行動必須超越常規;3,肉體接觸性,即如果鬥爭需要就選擇暴力自衛。所以,毛派發動的一系列運動大都導致程度不同的暴力衝突,甚至導致命案。為了吸引工人階級擁護毛主義,他們分裂法國工會,煽動工人加入「日常生活運動」,為更公平的面包和黃油而鬥爭;他們反對地鐵票漲價,乘車拒買地鐵票且不承認警察的執法權力;他們鼓勵貧民窟的窮人進行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強佔空閒房屋的運動;他們因反對工人食堂的肉價上漲而與法國工會發生暴力衝突,因反對等級工資制而與廠方、工會發生衝突,最終導致一個毛派分子死於「星期五槍殺事件」。為了報復,毛派對工廠官員進行非法的秘密扣押。毛派還關心移民的悲慘處境,成立了「越南根據地委員會」,引導移民們與警方之間發生一系列暴力衝突,一度佔領過越南駐巴黎大使館,升起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子。在毛派活動最多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們甚至煽動科西嘉的民族主義,發起兩次具有分離主義訴求的夏季運動。激進農民把他們的糧食運進城市,傾倒在大街上,在馬路上設置障礙,佔領加工廠,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訪問的農業部長拘押起來,後經警方解救才被釋放。

另一法國的明星思想家福柯,也曾是「毛派」支持者,福柯還一度與毛派攜手發起「人民司法」運動,與毛派領袖皮埃爾。維克多共同完成《造反有理》一書。1974年春,一批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來到中國,他們都是左派雜誌《泰凱爾》的成員,包括羅蘭。巴特,朱麗葉。克里斯特娃,菲利普。索萊爾等人,這些人大都是1968年「5月風暴」運動的支持者。他們先後去過北京、上海、洛陽、南京、西安,為的是考察中國文革的進展情況。

所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政治上的越戰失敗和經濟上的石油危機,使西方經濟普遍地陷於蕭條,「自由無法戰勝極權」的悲觀情緒瀰漫西方。毛澤東發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豪邁預測,前蘇聯極權者們也揚言很快就將超越並埋葬美國。

問題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於毛思想的熱衷,乃基於對反體制力量的渴求和法國式的革命浪漫主義,而時空的錯位又必然導致西方左派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荒謬,正如當下的中國「新左派」從西方的後現代汲取反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的資源一樣。毛派認為:一切取決於人民而非官僚機構或其它特定團體,要求弭平一切階級差異而建立真正的平等式民主。福柯參與的獄政改革,就激進地主張無政府主義,要求廢除所有的警察機構及法院,而改由人民來決定誰為社會公敵,並由人民來進行公審及處罰。他甚至極端地說:對待人民司法的最好辦法,就是打開一切監獄的大門和關閉一切法庭的大門。然而,誰能保證「人民法庭的審判」不重蹈昔日的多數暴政——古希臘公民大會處死蘇格拉底,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先是處死國王和貴族,接著處死大革命的多位領導者!

無論是以毛澤東在中國的威望之高而論,還是以當時的極權統治之嚴厲和洗腦之徹底,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發生大規模的自發反毛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在1976年的清明節,在中國政治中心的中心天安門廣場上,卻發生大規模的群體抗議運動——「四五運動」。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及其「四人幫」。這說明,經歷了一系列殘酷政治運動和餓死幾千萬人的大人禍、特別是經歷了十年文革大迫害的中國人,內心的不滿已經達到了忍無可忍的臨界點,所以才會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爆發。

緊接著的9月份,毛澤東終於抗拒不了自然規律,因病醫治無效死亡。這對於在極端殘酷的個人極權下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中國人來說,的確是老天賜予的解放時刻!

然而,對於毛澤東之死,國際組織的頭面人物和西方各國的政要的反應卻與中國人的感受大相庭徑,從聯合國秘書長、歐共體主席到美國總統,不提鎮反、三五反、反胡風、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甚至無一人提起慘死毛澤東時代的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了,而是紛紛高調讚美毛澤東的偉大。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作專門發言說:「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影響遍及整個世界」,「他實現自己理想的勇氣和決心將繼續鼓勵今後的世世代代」。在聯大開幕式上,聯合國大會主席說:「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們時代最英雄的人物」。安理會主席在9月10日的悼詞中說:毛主席「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聯合國教科文執行局書記說:「毛主席是不僅為自己的人民而且為全世界人民向未來打開了門窗的世界性人物」。

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在唁電稱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也極為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的進程」。

法國總統德斯坦的聲明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社會黨領袖、後任總統密特朗說:「我認為毋庸描述,毛澤東是過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英國首相卡拉漢在聲明中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無以倫比的紀念」。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說:「歷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之一」。

德國總理施密特的唁電說:「毛澤東主席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創造者之一」;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後任總理科爾說:「毛是一位歷史性人物,而且對本世紀意識形態領域有相當大的影響」,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說:「對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於另一部分人來說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戰,兩種情況都將繼續存在」。

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說:「甚至成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視的超級大國的領袖而感到自豪」。

荷蘭首相登厄伊爾的唁電說:「歷史將稱頌他為當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盧森堡大公讓的唁電中說:「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類偉大的思想家」。

瑞士聯邦主席格內吉的唁電中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

瑞典首相帕爾梅說:「毛澤東的作用不僅限於中國。他關於改造我們生存條件的人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對全世界都將產生了影響」。

挪威首相努爾德利聲明說:「他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獲得主導地位」。

丹麥首相耶恩斯的唁電說:「毛澤東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紀最偉大和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會講話中說:「毛主席是世界歷史上成就最大的領導人之一」。

意大利總統利昂納的唁電說:「他在世界人民的歷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會黨主席南尼說:「毛主席的逝世震動了整個人類」。

希臘總理卡拉曼利斯說:「毛主席也改變了世界上力量對比。現在還難以預言,他的行動對人類的未來將產生的後果」。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說:「由於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紀一位最傑出的人物。」

葡萄牙總理蘇亞雷斯說:「他無愧於全世界的信仰」。

美國總統福特當天的唁電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福特又發表聲明說:「他對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國務卿基辛格說:「毛主席是改變世界事態進程的一位歷史人物」。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聲明說:「我認為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說:「毛主席作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業績」,付首相、後來的首相福田糾夫說:「無論做多麼高的評價,都是不過份的」。大藏相、後來的首相大平正芳說:「毛主席是一位胸懷寬廣如海洋的大人物,對今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講是難以估量的」。

新西蘭總督布倫德爾的唁電中說:「現在和未來世世代代的人將肯定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給毛主席以特殊和傑出的地位」。總理馬爾登的唁電中說:「在中國乃至世界留下了牢固的記憶」。

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在議會發表講話說:「毛主席是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工黨領袖尤倫說:「他的思想決定今後所有人類社會形式的指南」。

……

在這些絢爛的讚歌中,奴役人的毛式極權主義被偉大思想家的吹捧所淹沒,對內階級滅絕和對外輸出暴力革命造成史無前例的血腥災難被「世界性偉大人物」的頌歌所洗刷。中國人高呼「最偉大」是被迫洗腦的矇昧,自由制度培養出的西方政客居然也高呼「最偉大」,難道也是被毛澤東洗腦了不成?其中,日本政客的「胸懷寬廣如海洋」的讚美最為噁心。

西方政要如此讚美毛澤東,有些是基於政客式精明和功利主義,但並不能完全排除「左派幼稚病」的道德愚昧。而且,這種「道德愚昧」甚至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然而,恰在東西方決戰的關鍵時刻,偉大的美國選出了偉大的總統里根,他具有捍衛自由理想的堅定意志和向極權主義公開挑戰的政治勇氣,對東西對峙的前景抱有樂觀的信心。他克服經濟蕭條的方法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他抵禦政治悲觀的方法堅信自由制度必勝,在國際政治中用理想主義外交代替尼克松政府的實用主義外交。所以,就在美元幾乎失去一半價值的蕭條中,他卻公開向蘇聯極權帝國發出尖銳的挑戰。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講演,直率地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並預言兩大陣營的競爭必將以極權制度的失敗而告終:「共產主義必將被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

里根的直率及其預言掀起軒然大波,被當時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知識分子視為「天方夜譚」。1983年,又是法國人讓。弗朗索瓦。雷瓦爾寫出了《民主是如何毀滅的?》一書,他的預言與里根的預言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個正在我們眼前消失的短暫的插曲……」那時,不要說西方的左派,即便是西方的某些右派,也被當時的表面現象和悲觀氛圍所矇蔽,相信極權國家仍然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而對自由民主向全球的普及缺乏信心。他們甚至認為,極權國家的政權與民眾之間的虛假契約——統治者裝模作樣地統治和民眾裝模作樣地服從——正是極權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因為這種虛假契約帶來穩定、安全和溫飽。而對極權制度造成近一億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慘劇卻視而不見,正如西方左派名流們,並非不知道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行,卻仍然放聲高歌「紅色蘇維埃」和「紅色中國」一樣。

我把這種誇張的讚美稱之為「左派的狂想」,不能不讓人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們對斯大林蘇聯的讚美。而二十世紀的深重教訓還未遠去:上個世紀的大災難,並非是由於極權主義的崛起,而是自由國家沒能阻止極權主義的迅速擴張與長期存在:1,西方民主政府的綏靖主義外交,為希特勒發動二戰提供了條件;戰後的「雅爾塔協議」為東方共產極權帝國的建立推波助瀾。2,享受著自由生活的西方左派名流們誤導世界輿論,把極權東方視為人類的未來,而把自由西方視為邪惡的象徵,致使自由同盟對極權同盟的鬥爭變得步履蹣跚。

在此意義上,《每日電訊報》的「最大的錯誤」,的確是對西方左派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屬於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暴君,兩大暴君卻先後得到自由世界的社會名流的崇拜。一個大暴君死後,失落的西方左派很快又找到另一個大暴君,同樣的錯誤一犯再犯,第二次錯誤顯然比第一次錯誤更大更愚蠢。

我的擔心是,面對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國家中國,現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錯誤。

當年,訪問過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出了傳記性作品《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下的中國》,讓毛澤東的名字從中國的窮山溝走向了西方世界。而今日的「中國熱」是在共產烏托邦已成破碎泡沫之後,西方人向中國獨裁者獻媚的理由,不再是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幼稚病,而是基於資本主義現實的實惠。

時至共產帝國已經崩潰的今日,難道先後迷失在兩位東方暴君懷抱中的西方名流們,還要再次迷失在「獨裁中國熱」的泡沫中嗎?

所以,自由國家應該記取如下教訓和常識:任何形式的獨裁都是自由之敵,也都是仇恨和暴力的最大孳生地,恐怖主義也來自極權式的洗腦和仇恨,來自獨裁式的暴力崇拜。在當今世界上,只要還存在獨裁製度對人的奴役——無論這奴役發生在哪裡——都是整個人類、特別是已經獲得自由的那部分人類的恥辱,也都是對自由世界與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反過來,已經獲得自由的西方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們,如要讓自由得以存續,依賴的恰恰不是「孤立主義」的自由與和平,而是讓仍然生活於奴役治下的人們獲得同樣的自由,也就是依賴於自由在獨裁國家的勝利,自由在整個世界的不斷擴展,直到再也沒有人生活在獨裁的奴役之下。

編者註:本文發表在「北京之春」月刊,2006年2月號(第153期)-理論探索。原文後沒標註寫作日期。

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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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31-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三)
Posted on 2005/12/31   

第三大錯誤:自由美英向極權蘇聯的讓步

20世紀,人類經歷了太多的劫難,一戰、二戰、冷戰;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恐怖主義;甚至可以說,這是個劫難的世紀,而且劫難的深廣度都是空前的,比此前人類歷史上的劫難總和還要慘烈。在這大劫難的世紀裡,坐在權力頂端的風雲人物習慣於翻云覆雨,而匍匐在大地上的普通人則屢被作弄與摧殘。

這些大劫難留下了豐厚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二戰後的沉重劫難,並非極權主義的興起,而是自由主義未能阻止極權主義的迅速擴張與長期存在。1,戰爭結束前的《雅爾塔協議》,為共產極權帝國的建立和擴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享受著自由生活的西方名流們,並沒有從三十年代的「斯大林熱」中汲取教訓,而是執迷不悟,繼續利用自己的聲望誤導世界輿論,把極權東方視為人類的未來,而把自由西方視為沒落的象徵,致使自由同盟對極權同盟的鬥爭變得步履蹣跚。

最可悲的是,弄權者不光是極權者和戰爭狂,也包括自由國家的政治領袖,且是傑出的政治領袖羅斯福和邱吉爾,兩人對斯大林的綏靖政策,不僅丟失了整個東歐,更丟失了二戰中最親密的亞洲盟友中國,遂使共產帝國急遽膨脹,以至於,共產帝國與自由世界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冷戰格局。

儘管,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都是偉大的政治家,兩位戰時領袖組成的堅固同盟是戰勝法西斯極權的關鍵因素。羅斯福把美國變成了盟國的中堅,參戰前和參戰後,美國不僅是反法西斯盟國的兵工廠,租借法案讓盟國受益非淺,特別是對中國的抗戰,美國的援助不啻雪中送炭。而偉大的邱吉爾,在納粹的閃電戰橫掃歐洲之時,他把英國變成了歐洲抗擊納粹的僅存堡壘,著名的「英德空戰」使德國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空中打擊。

在1941年開始的反擊軸心國的戰爭中,美英聯軍和蘇軍的貢獻可謂平分秋色,美英領導的西線聯軍先後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諾曼第取得了對軸心國的勝利,蘇軍在衛國戰爭和解放東歐諸國上取得對納粹的勝利,最後美英聯軍與蘇軍會師柏林,迫使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

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中,美國作出了決定性的作用,美國在太平洋上擊潰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軍,全力支持中國的對日作戰,最後,美國利用新式核彈,加之蘇軍進入中國東北,讓頑強的日本皇軍無條件投降。

在同盟國中,斯大林領導的紅軍類似毛澤東領導的共軍,只為自身的利益盤算,在需要的時刻耍滑頭,為了避免重大損失而推延對日作戰,而在戰爭勝負已經完全明朗、無必要再出兵的情況下,斯大林卻迅速派出150萬大軍,佔領了中國東北和外蒙古,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正是在斯大林的幫助下,中共才有可能與國民黨打內戰,奪走美國和國民黨政府聯手打敗日本的成果。

儘管,二戰結束後,民主觀念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公認,無人敢於再以反民主的口號提出和推廣一種主義,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但民主在現實世界中的成就卻遠不如觀念普及的成就,美英刺刀主導下的民主國家的數量,顯然少於前蘇聯刺刀主導下的極權國家,也就是民主觀念普及而民主實踐受挫。如此戰後格局的形成,顯然與美英向蘇聯的妥協高度相關。

在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極權者斯大林聚首雅爾塔,籌劃戰後的世界格局,史稱「雅爾塔峰會」。三巨頭基於現實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慮,簽定了秘密的《雅爾塔協議》,稍後在德黑蘭會議上變成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法律文件。這一協議是實用主義代替自由理想的產物。曾經在大西洋的航空母艦上共同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羅斯福和邱吉爾,背叛了「憲章」所確立的自由原則及其承諾,向斯大林作出史無前例的妥協。

首先,美英兩巨頭把整個東歐和波羅的海諸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所以,二戰的結束,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解放;而對於被納入斯大林帝國版圖的東方國家來說,僅僅是剛被救出虎穴,又被拋進狼窩。波羅的海三國被蘇聯一口吞併,東歐諸國變成了被蘇聯操控的傀儡國,德國被高高豎起的「柏林牆」人為地分裂為兩個政權。斯大林死後,在赫魯曉夫發起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的感召下,蘇聯國內迎來了「解凍時期」,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也先後開始了自發改革,然而,反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卻決不會反對蘇共黨天下,蘇聯國內的改革很快進入僵死的停滯時期,東歐諸國的改革也先後被蘇聯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同盟,眼睜睜地,看著蘇聯在德國建起臭名昭著的「柏林牆」;看著蘇聯軍隊開進匈牙利首都,看著改革領袖納吉被處死;也眼睜睜地看著蘇聯坦克開進捷克首都,碾碎「布拉格之春」。

其次,羅斯福基於讓蘇聯出兵打日本的考慮,同意了斯大林的蠻橫要求。美英兩巨頭向斯大林承諾:確保蘇聯在遠東(主要是中國)的利益,包括外蒙古的獨立,收回沙俄在東北被日本侵吞的所有利益,如強行租用旅順港海軍基地,控制長春鐵路和大連港。正是雅爾塔協議,讓斯大林在外蒙古獨立問題上變得非常強硬。

據蔣經國回憶,二戰結束前夕,他與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一起前往蘇聯,「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見面,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的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著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中蘇第一次談判外蒙古問題,中方代表決不讓步,雙方陷入僵局。於是,蔣介石指示蔣經國單獨去見斯大林,以便爭取斯大林的讓步。蔣經國見了斯大林,陳述了中國不能放棄外蒙古的理由,斯大林的回答卻極為蠻橫。蔣經國回憶說:「我說完了之後,斯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之後,斯大林陳述了他要蒙古獨立的理由:」』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問題上,著名中蘇問題專家沈志華先生指出:早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就要求斯大林出兵東北,斯大林也答應了,但就是遲遲不願出兵。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一直按兵不動的斯大林卻迅速決定,甚至等不及「中蘇條約」的簽訂,就於8月8日出兵150萬,分三個方向佔領了中國東北和外蒙古。一週後的8月15日,裕仁天皇發佈《終戰詔書》。這時,面對蔣介石政府不同意外蒙古獨立的強硬立場,斯大林對蔣介石說:如果中方同意外蒙古獨立,蘇方可以承諾:1,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決不支持共產黨;2,佔領東北的蘇軍三個月後撤軍。而如果中方不同意外蒙古獨立,蘇聯就可能支持中共,從東北撤軍也沒有時間表。(見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中蘇分裂》;來源: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2005年9月20日)

所以,二戰結束後,由於美國的錯誤決策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中國陷於空前慘烈的內戰。蘇聯支持下的中共戰勝了美國支持的國民黨,使中國由美國的盟國變為敵國,也變成毛澤東極權下的大監獄。之後,斯大林又把毛澤東拖進韓戰陷阱,中國變成斯大林的擴張野心和金日成建立極權統治的炮灰,致使中國不但完全隔絕於發達的西方社會,也從此失去了臺灣。直到今天,大陸人仍然掙紮在一黨獨裁之下,臺灣問題仍然折磨著兩岸的中國人。

歷史的機緣就是如此吊跪,美中聯手打敗了日本,但美國在與斯大林競爭亞洲勢力範圍中卻失去了抗日時期的親密盟友中國,使亞洲的最大國家變成了斯大林極權帝國的一員。如果說,二戰後,失去了整個東歐的美英自由同盟,其西線的勝利已經大打折扣;那麼,失去了戰時盟友中國,無疑是美國在亞洲的最大失敗。

對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吳禮卿先生前往溪口拜會下野的蔣介石,據蔣經國日記記載:3月5日,「父親與禮卿先生繼續檢討外交之經過,禮卿先生認為我國之失敗,俄共之勝利,即為美國之根本失敗,而今日美國尤未覺悟也……」(見《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P176)

隨著蘇聯帝國的擴張和中國的共產化,美、蘇之間的根本分歧便日益凸現且愈演愈烈,熱戰廢墟還未來得及清理,冷戰的嚴冬隨之降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和冷戰,也導致美國國內的政治迫害運動,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人一面檢討「誰丟失了中國?」,一面大搞清除共產毒素的「麥卡錫主義」。

戰勝了獨裁的德國和日本的偉大勝利,其東方效應卻是極權的勝利和自由的失敗,使共產極權橫行了半個世紀,人類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決不次於為法西斯極權付出的代價。如果說,人類為「慕尼黑協議」付出了不得不進行世界大戰的巨大代價,那麼,人類為「雅爾塔協議」付出了冷戰的慘重代價。從慘烈的性質上講,看看斯大林的蘇東帝國,毛澤東的中國,波爾不特的紅色高棉和金家父子的朝鮮,其階級滅絕決不次於的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從危害的時間長度上講,法西斯式奴役,儘管空前慘烈,但畢竟僅僅持續了幾年,而共產極權的奴役則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直到蘇東共產帝國崩潰後的今天,亞洲的中國人、越南人、緬甸人還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北朝鮮人更是生活在比毛澤東中國更恐怖、更貧困、更殘暴的極權統治之下。

好在,在二戰勝利六十週年的紀念日裡,世界各國除了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反省之外,從美國和東歐卻傳來另一種反省之聲:二戰後東西方遭遇的不同命運,也應該是二戰反省的一部分。

這種反省首先來自美國,2005年5月8日,布什總統在拉脫維亞表示:「雅爾塔協議」繼承了「慕尼黑協議」和「莫洛托夫—裡賓特洛夫條約」(蘇德友好條約)的非正義傳統,是通過大國強權之間的協議犧牲小國的自由。所以,美國要為當年簽署《雅爾塔協議》導致歐洲的戰後分裂承擔部份責任。布什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為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強權犧牲自由。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它人的自由。」

與此同時,在如何評價5月9日勝利的問題上,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波蘭和保加利亞等國家產生巨大分歧,為莫斯科隆重勝利日慶典蒙上了些許陰影。

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觀點和前蘇聯領導人一樣:在歐洲盟國與軸心國作戰的過程中,前蘇聯付出了比任何歐洲國家更慘烈的代價,也正是這場戰爭的勝利,最終把歐洲人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所以,直搗納粹老巢柏林且揮師東進的蘇聯紅軍是「解放者」,它不但解放了整個東歐,而且解放了中國東北。

然而,波羅的海和東歐的國家卻有另一番解讀:1945年5月9日的勝利,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奴役代替另一種奴役,波羅的海國家和整個東歐從此陷入了共產主義暴政的陰影之下。這些曾遭到蘇聯壓迫的國家認為:現在的俄羅斯,不應該用勝利日來掩飾戰後斯大林政權的侵略行動,而應該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同時,也借此時機反省前蘇聯的罪錯,向曾經被前蘇聯吞併的波羅的海國家、被奴役的東歐國家道歉。正如愛沙尼亞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埃斯瑪所說:「由於對歷史有不同的詮釋,兩國關係變得不明朗。若俄方發表聲明,清楚表示對蘇聯的侵略行動感到遺憾,緊張關係就可紓緩。」

同時,愛沙尼亞、立陶宛、格魯吉亞的國家領導人抵制莫斯科慶祝活動。在波蘭首都華沙,數十名「卡廷家庭」成員在俄羅斯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對斯大林的罪行進行歷史追究,要求將蘇聯情報機構1939年在波蘭卡廷森林殺害大批波蘭軍官事件定義為「大屠殺」。保加利亞前總理蒂米特洛夫譴責蘇維埃對東歐的佔領,他稱俄羅斯的勝利使保加利亞落入野獸之口,遭到長達40年的蹂躪。東歐多國的政界人士、學者和人權運動人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批評俄羅斯打壓民主和政治自由,嘲笑歐戰結束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在俄羅斯舉行是對軍人及為國捐軀者不敬。

其實,在俄羅斯國內,早就開始了對二戰中斯大林的作為和對戰後蘇聯的帝國統治的反思,俄國著名歷史學家鮑裡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寫出了《二戰秘密檔案》一書(中文譯本於2005年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張鳳和夏梁豫合譯,王銘玉審譯)。作者通過大量的解密檔案顯示出:斯大林隱瞞二戰真相,包括幕後交易、軍力對比、美英援助、死傷人數等等。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決策失誤和不把人當人的殘酷,蘇聯人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了遠遠超過任何國家、包括德國的生命代價,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只能是「雖勝猶敗」。在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國中,美英兩國都在全力尋找陣亡和失蹤的將士,甚至德國也在尋找。直到今天,美國人仍然在頑強地尋找二戰陣亡將士的遺骸,其統計精確到個位數。但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把人當做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的看法已經深入人心。」所以,蘇聯的陣亡和失蹤的將士的尋找工作大多是滿足於敷衍了事的籠統數字,統計只能精確到百萬位。同時,在共產極權帝國內的所有國家,凡是在戰爭中當過俘虜的人,包括中國軍隊在韓戰中的戰俘,回國後的命運大都極為悲慘。

另外,英國人軍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在2002年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淪陷》(該書是根據俄羅斯檔案中一些未經公開的材料、德國、美國、法國和瑞典的戰爭檔案,以及受害人的憶述而寫成的)還證明,在蘇軍佔領下的德國,估計共有二百萬名婦女被紅軍強姦,其中許多婦女被輪姦。僅在柏林,就有十三萬婦女遇害,其中有一萬人因不堪打擊自殺。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首相科爾的夫人,當年她只有十二歲,和母親同時被紅軍強姦。蘇軍在中國東北也犯下了搶劫和強姦的纍纍罪行,以至於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換言之,衛國戰爭的勝利變成了共產極權體制得以覆蓋東方並延續四十年的主要理由。這勝利,為極權政治提供了空前的道義支持,使美英兩大國對蘇聯作出了巨大讓步。索科洛夫指出,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汲取了法西斯極權的慘痛教訓,在戰後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建立,並在戰後重建中獲得新生。而在前蘇聯,儘管有赫魯曉夫的反個人崇拜運動,但其低效的計劃經濟和反人性的極權政治沒有得到實質性改革。所以,在漫長的冷戰時期,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共產極權世界各國,無不付出了甚至超過二戰時期的生命、財產和尊嚴的代價。

在索科洛夫看來,衛國戰爭的勝利與蘇聯戰時付出的巨大代價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再算上前蘇聯利用衛國戰爭的勝利而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吞併和對東歐的奴役,衛國戰爭的勝利更是個巨大負數。他說:「德國應該向我們道歉——為他們所犯罪行,為他們的侵略行徑,為幾千萬犧牲的人和不計其數的損失。但我們也應該向德國道歉——為蘇聯士兵在德國土地上犯下的罪行,為幾百萬被從東邊土地上驅逐出境的德國人,為運走的文化珍品(不管還給我們的珍品是多是少,我們都應該無條件地歸還所有珍品)。還應該為自己的行為向芬蘭、波蘭、羅馬尼亞、摩爾多瓦以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道歉。但當今的俄羅斯領導人明顯地並不急於表示道歉。相反,卻極力阻擾東邊的鄰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似乎俄羅斯軍隊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條件下準備再次進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外高加索,以至於波蘭和斯洛伐克。與此同時,對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卻,而是採取寬恕和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才有助於給戰爭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找出理由。」(見《二戰秘密檔案》P11)

我以為,這樣的另類反思,是從「成王敗寇」的二戰思維向「人權至上」的普世思維的轉變,所反省的歷史內容及其教訓,不僅是法西斯主義如何導致了二戰的世界性悲劇,而且是二戰的勝利如何導致前蘇聯共產極權帝國的擴張,半個世紀的的冷戰為人類帶來的決不次於二戰的悲劇。所以,這樣的另類反省,具有極為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唯有對普世人權的尊重和保護,才能避免任何類型的極權主義悲劇——無論是法西斯極權還是共產極權。

如果說,波羅的海和東歐等國要求俄羅斯道歉,還是已經獨立的受害者對歷史正義的追尋,那麼,布什總統的另類反省和俄羅斯歷史學家對衛國戰爭勝利的反思,則代表了那種源於基督教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的偉大謙卑:

俄羅斯並不因自己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的巨大代價而以最大的受害者自居,而是反思衛國戰爭作為獨裁者的勝利為世界帶來的災難。正如索科洛夫沉痛地指出那樣:「對於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來說,做出這樣的反省是很痛苦的。」但是,當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凡是在歷史上奴役過他人的國家都應該主動向受害者道歉。他說:「今天,半個世紀以後,各個民族應該以德國和捷克為榜樣,忘記過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關於為侵略戰爭時期犯下的罪過互相道歉的宣言。我們的國家當然也要有向我們道歉的人和我們要道歉的人。」

美國也並不因自己對反法西斯勝利的偉大貢獻而自視為一貫正確,而是在自由與奴役的制度之爭中檢討美國所犯的綏靖錯誤。這種反省的另一面是布什總統所繼承的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傳統——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乃美國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新世紀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普世原則:「人類幸福與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於把人權和自由擴展到整個世界。」

2005年12月31日於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6年1月號

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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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0-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二)
Posted on 2005/10/10

第二大錯誤:自由英法向極權德意的無原則妥協

從1920-1930年代,首先是俄國變成共產極權國家,接著是東西方的兩個大國——德國和日本——走上法西斯極權與民族主義擴張之路,最後是西方自由國家的綏靖政策對共產極權和法西斯極權的縱容,使獨裁製度在世界範圍內有了第一次大復辟。二戰的發生就是狂熱的獨裁民族主義綁架民主的災難。

從1871年-1914年期間,統一了的德國迎來了蒸蒸日上的經濟繁榮,以至於帝國野心迅速膨脹,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德國的失敗,使之在1918年—1925年陷於一蹶不振的狀況,不僅是戰敗後被戰勝國搾取賠款的恥辱,而且是割讓領土的喪權:西邊一些領土割讓給法國,北邊一些領土割讓給丹麥,東邊的更多領土割讓波蘭。到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時期,德國經濟似乎陷於崩潰的境地。

這就是希特勒及其納粹崛起的背景。

眾所周知,法西斯運動發源於1920年代的意大利,但法西斯的極端化卻由納粹德國來完成。希特勒通過極端的種族煽動贏得了選舉,德國的半吊子民主也由此被葬送。希特勒上臺以後,在政治上,通過鎮壓國內反對派而清除掉所有政治對手,希特勒變成大權獨攬的極權者;在經濟上,德國經濟大幅度回升,甚至出現了第二次振興的繁榮局面;在文化上,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大行其道,德國精神逐步納粹化。這樣,絕對極權和實力上升的合力,為極端民族主義的擴張政策準備了最好的條件,希特勒也就有了充分的資本。他以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之恥為號召,動員起整個德國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癲狂,把德國逐步引向種族迫害和戰爭之路。

在日本,1912-1916年有所謂「大正民主化」時期,但民族主義勢力壓倒了民主主義,軍人代替文官主導國家事務,使民主化進程被軍人專權所葬送。日本人為擴張生存空間而發動侵略戰爭,也被畸形的民族優越感罩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軍國主義理論甚囂塵上,日本人自以為肩負起拯救亞洲、領導所有黃種人向白種人爭獨立爭尊嚴的神聖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歐美列強在亞洲的勢力放在眼裡,聲言要建立一個北起西伯利亞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國。

截至1938年,世界上自由陣營和極權陣營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從1929年到1938年,西方三個自由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製造業能力從1929年的59%下降到1938年42%,四大極權國家蘇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卻從22%飆到38%,已經接近勢均力敵的狀態。同時,到1938年,德國的軍備開支居然高出英法兩國一倍以上。

(一)成全希特勒獨霸歐洲的野心

1938年3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此舉既是德國長期以來的民族主義目標,也重塑了德國一戰失敗後的戰略地位,極大地提升德國的軍事力量和國家威望。希特勒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然而,當時的世界各大國無法團結起來阻止希特勒發動戰爭。遠在大洋另一邊的美國,國內民意被「孤立主義」所主導,不願意參與歐洲內部的紛爭。在拿破崙戰爭中崛起為歐洲大國的俄羅斯,曾一度是維持歐洲均勢的集體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1917年十月革命使布爾什維克掌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就與德國握手言和,退出對德作戰。此後的共產蘇聯迅速共產主義化,也就必然疏遠西方,到斯大林掌握絕對權力之後,俄國不再是維護歐洲戰略平衡的力量,而變成了資本主義西方之敵,斯大林最願意看到的就是西方國家的內鬥,西方的內鬥越激烈,蘇聯越能從中漁利。

於是,能夠遏制希特勒發動戰爭的唯一希望只剩下另外兩個歐洲大國英國和法國。因為,英、法兩國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也是不同於法西斯獨裁的自由國家,無論就地緣政治而言,還是就制度競爭而言,英法兩國都應該擔負起維護歐洲集體安全的主要責任。

遺憾的是,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都是鼠目寸光的政客,兩人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想以妥協換取自身的安全。兩位政客以為,只要部分地滿足希特勒對東歐小國的貪婪,就可以防止德國把戰火燒到英法頭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歐洲自由國家對法西斯極權國家的妥協,構成二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實,當時的國際社會還是有機會遏制希特勒發動戰爭的。在歐洲,英國政府內的對德政策上有重大分歧,外交大臣艾登主張強硬,他看出希特勒的野心是統治世界,絕非有限的妥協所能滿足;而首相張伯倫奉行綏靖,他相信希特勒只抱有極為有限的要求,可以通過和平協商予以滿足。如果張伯倫能夠聽取艾登等具有外交閱歷和遠見的政治家的意見,而不是自以為是地作出與德國和解的「超級決斷」,英國的災難性對德政策就可能避免。同時,在慕尼黑會議之前,法國與捷克等東歐國家結成了遏制德國的戰略同盟,如果法國能夠堅守這一同盟,加上英、美對德國施加壓力,希特勒未必就敢對整個歐洲全面開戰。

在國際上,儘管美國國內的民意傾向於「孤立主義」,但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卻是具有遠見的政治家,他一直在暗中介入歐洲事務。早在1938年1月12日,羅斯福想邀請一些國家的代表來華盛頓共同探討如何應對國際局勢的惡化,為此,他發電報給倫敦徵詢意見。羅斯福在電報中暗示,如果英國支持他的計劃,他就將向法、德、意諸大國提出同樣的建議。當時,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正在法國訪問,張伯倫在沒有與外交大臣商量的情況下,就回電羅斯福建議推遲這一行動。張伯倫害怕羅斯福的行動會讓英國與德、意達成一項協議的所有努力付之東流。顯然,張伯倫的所謂協議就是後來的慕尼黑協議。

1938年9月29日,歐洲四大國領袖,英國張伯倫、法國達拉蒂、德國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在德國納粹黨發源地慕尼黑舉行峰會,簽訂了出賣歐洲民主小國捷克給納粹德國的《慕尼黑協議》。它推翻了一戰後的「凡爾賽解決方案」,使德國變成無可爭辯的東歐主宰者。根據該協議,捷克的三分之一以上領土(蘇臺德地區)劃歸了納粹德國,而捷克政府代表竟因希特勒的反對而被拒絕進入會場,只能呆在會議廳附近的一個房間裡,直至午夜後才被告知這一出賣捷克的決定,而且是「捷克政府無權做任何變更的最後決定」。

意味深長的是,出席慕尼黑會議的歐洲四大國的實力對比恰好旗鼓相當,兩個自由大國與兩個極權大國,「慕尼黑協議」正是自由大國向極權大國作出無原則妥協的產物。特別是法國曾經與捷克具有同盟關係,但在希特勒的威懾下,法-捷同盟形同虛設。這就等於四個歐洲大國合謀出賣了民主捷克。而被出賣的民主捷克卻毫無發言權,只能在會場外等待即將到來的喪權辱國的命運。

當張伯倫從慕尼黑返回倫敦大肆吹噓他為英國和歐洲「帶回了我們時代的和平」之時,敏銳的丘吉爾卻識破了希特勒的陰謀,他在1938年10月5日議會發言中指出:「慕尼黑協議不會如張伯倫所說減少歐洲緊張局勢,現在所有東歐國家都將盡其所能與納粹德國妥協。英國民主與納粹強權之間不可能存在友誼,納粹德國宣揚野蠻的種族觀,從迫害中獲得力量與樂趣,以殘酷的暴力相威脅,這樣的國家絕不可能成為民主制國家的朋友。」

邱吉爾基於自由與極權之間的制度差別所下的判斷,顯然是具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見。

由於慕尼黑協議的簽訂,1939年3月15日,德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開進捷克首都布拉格。隨即德國政府發表公報稱:「元首在帝國外長裡賓特洛夫陪同下,應捷克的要求會見了捷克總統和外交部長,他們滿懷信心地將捷克人民和國家的命運交付給德意志帝國元首。」在德國的「保護」下,捷克失去主權,民主制度被顛覆,武裝被解除,大學被關閉,所有本國的文化遭到壓制,無數人捷克人被捕入獄,更多的人被強制送往德國做勞工。

可以說,作為自由國家的英法兩國對極權者兼戰爭狂希特勒的妥協,是極為自私、卑鄙和近視的國家行為。但惡有惡報,出賣必遭報復,曾經與捷克具有同盟關係的法國沒有想到,當德國輕易地征服了東歐之後,就轉向西歐的第一目標,大舉入侵法國,而捷克自然變成了希特勒的幫兇。正如羅貝爾?庫隆德在1938年12月所言:「由於命運的不可思議的顛倒,為了遏制德國的擴張所建立的堡壘捷克斯洛伐克,今天卻成了德國用以突破東方大門的撞錘。」(轉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1)》,【英】阿諾德·托因比主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P464)。

(二)成全斯大林侵吞東歐領土的野心

英法的綏靖,不僅給希特勒提供了不戰而勝的絕好機會,也給另一極權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國陰謀的機會。二戰全面開始前,大國合謀瓜分小國的另一項交易,發生在兩個極權國家之間——納粹德國與共產蘇聯。可以說,在德國於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之前,斯大林一直是希特勒的幫兇和同謀,在對其它國家領土的野心和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並沒有什麼不同,兩個極權者對世界霸權懷有同樣的飢渴。

1939年8月23日,兩大暴君簽署了瓜分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的《莫洛托夫-裡賓特洛夫條約》,有效期十年。該條約的「序言」居然聲稱:「基於加強和平事業的願望,兩國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為進攻對方,兩國同意通過友好協商調停事端。」條約的解釋性條款規定:「一旦德國入侵波蘭,蘇聯將佔據在地圖上劃定的邊界線以東地區。」而在劃定邊界時,斯大林要求把奧地利的切爾諾夫策給蘇聯,理由是:「烏克蘭人要求這麼做,那一帶住的是烏克蘭人」,「烏克蘭人應該集中在一起居住!」最後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晚年莫洛托夫回憶道:「從來不曾屬於俄國的切爾諾夫策,就這樣劃歸我們了,現在仍在我們的管轄之下。」(見:《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蘇】費·丘耶夫著,新華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1939年9月1日,德軍從西面對波蘭發動閃電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9月17日。蘇軍從東面長驅直入進攻波蘭;兩天後,蘇聯人與德國人會師在波蘭。德國佔領波蘭的土地27000平方哩,所轄人口2200萬;蘇聯佔領區的人口約1300萬,面積77000平方哩。就這樣,歐洲最大國家之一的波蘭遭到東西夾擊,被法西斯德國和共產蘇聯瓜分了。

同時,蘇聯向芬蘭提出了割讓卡累利阿地區的領土要求,被芬蘭拒絕。於是,蘇聯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蘭發動進攻。鑑於蘇聯的侵略行徑,國際聯盟開除了蘇聯。儘管,在芬蘭軍民的頑強抵抗下,蘇聯的領土要求沒能全部得逞,但最後還是割出佩薩莫和維堡港口等地區。

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的那天,蘇聯向立陶宛下了最後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國遭到全面失敗,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邀請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來到他的辦公室,為德國佔領法國而舉起香檳酒,他說:「代表蘇聯政府對德國武裝力量的偉大成就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但是,兩個簽訂友好條約的極權者卻在心裡打著對方的算盤。希特勒一開始西線戰事,斯大林就馬上在蘇德邊境部署了大量軍隊,人數和裝備都遠遠超過希特勒用於進攻蘇聯的軍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在西線陷入法、英泥潭,最好是雙方打得不可開交、相持不下、兩敗俱傷。這樣的話,蘇聯就可以藉機在東線大舉進軍,把希特勒的勢力一舉趕出東歐,如果可能的話,甚至要直搗德國本土。但希特勒對法國的閃電勝利,讓斯大林推遲了向德國不宣而戰的計劃,又把希望寄託在英國對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對希特勒入侵蘇聯沒有心理準備,源於他的判斷失誤。據斯大林判斷,德國不可能兩線作戰,只要拿不下英國,希特勒就沒有能力分兵進攻蘇聯。然而,斯大林萬萬沒想到,希特勒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沒有拿下英國的情況下,突然以同樣的閃電戰向蘇聯發起大規模進攻,於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表面蜜月到1941年6月宣告結束,讓斯大林想從「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狗咬狗戰爭」中漁利的希望化為泡影,他的幸災樂禍被手足無措所代替,蘇聯這才被迫變成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的一員!(參見《二戰秘密檔案》,【俄】鮑裡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著,張鳳賈梁豫譯,王銘玉審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版)

同時,在蘇德戰爭爆發前,斯大林又與另一個戰爭狂——日本軍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出賣中國的利益來換取蘇聯的安全。由於俄國與日本為爭奪在中國的利益,曾於20世紀初的交惡,慘烈的旅順口之戰以俄國失敗而告終,日本勢力從此介入中國的膠東半島及東北。1931年緊鄰蘇聯的中國東北淪為日本殖民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所以,斯大林一面擔心在西線遭到德國進攻,一面害怕在東線遭到日本人的攻擊,於是,他在西線與德國簽約瓜分波蘭,在東線用出賣中國利益來安撫日本,換取日本承認蘇聯操縱的蒙古獨立。1941年4月13日,社會主義蘇聯與軍國主義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協議關於中國的部分指出:「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這一條約簽署後,斯大林非常得意,日本外相松崗洋右離莫斯科時,斯大林故意要列車遲開,親自跑到車站以擁抱為松崗送行,斯大林對松崗說:「這樣,日本可以安心南進了!」後來,在二戰結束前夕的中蘇談判中,斯大林以出兵中國東北為要挾,逼迫蔣介石政權承認外蒙古脫離中國。

總之,如果不是西方自由國家對極權國家的綏靖,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可以避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也不會大面積淪陷為蘇聯極權帝國的衛星國;好在,邱吉爾代替了張伯倫後的英國變成歐洲反法西斯的最後堡壘,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喚醒了自由美國的偉大力量,美英中蘇結成同盟,終結了瘋狂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二戰留下最大遺憾,就是蘇聯共產極權借二戰的勝利而擴張到整個東歐及亞洲的最大國家中國。

著名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憶道:「我目睹了歐洲民主國家如何先後一個個地動搖、瓦解了。它們的判斷力受到了麻痺,信心和意志被摧毀,只好一步步撤退,喪失了立足之地,最後使納粹的第三帝國成為歐洲大陸的軍事主宰,將大陸上大部份不幸的人們變為它的奴隸。」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回顧世界民主化的發展時指出:「慕尼黑協議」標誌著民主國家對極權暴政的妥協,它不僅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且犧牲了歐洲的自由小國,從而導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把當時33個民主國家中的22個置於奴役之下。(參見:《第三波》,【美】亨廷頓著,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2005年10月10日於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5年12月號總第151期

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一)

http://liuxiaobo.net/archives/1716
20051006-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一)
Posted on 2005/10/06   

作者題記:十九世紀,馬克思把宗教稱為「人民的精神鴉片」,煽動起東西方的無神論狂熱;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及其共產主義理想變成了指導東方革命的「馬克思教」。它作為人類思想史的最大烏托邦,不但變成了人民的「精神鴉片」,且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它掀起了世界歷史上最瘋狂的群體革命,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締造的東方極權主義,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然而,西方自由國家與東方極權主義的較量中,西方人起碼犯過四大錯誤,四大錯誤的性質毫無區別——對極權者們的綏靖和迷戀。第一次是迷戀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對暴君希特勒的綏靖,第三次對暴君斯大林的妥協,第四次是對暴君毛澤東的迷戀。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力的提升和大國外交的展開,中共政權越來越陶醉於「大國外交」,外交政策的日趨強硬(對臺的反分裂法和對日本的強硬),民族主義驕狂正在飆升,中國資本在美國進行石油公司的收購……「中國崛起論」風行世界,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大媒體開始不約而同地聚焦中國,從各個方面評價中國之崛起以及西方的應對,更有西方輿論乾脆就以「中國熱」來談論西方對中國的反應。

國際上的「中國崛起論」和「中國威脅論」,從正反兩個方面強化著中國人即將再次稱霸天下的幻覺,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虛構神話的階段:慶典般的話語狂歡集中於對美、對日、對臺的仇恨宣洩,而統一臺灣、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國就成為復興中華帝國的幻覺。中共少將朱成虎甚至威脅說: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準備讓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

事實上,中國民族主義由防禦性訴苦轉向進攻型叫罵,中共外交由「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從江澤民提出「大國外交」以來就日益明顯,中共軍費連年飆升,從政權到憤青也日益表現出獨裁大國的狂妄。御用經濟學家聲稱:「中國將在20年內趕超美國」;軍事專家危言:「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外交專家聲言:「是放棄『韜光養晦』的時候了。」胡錦濤上臺不到三年,授權戰爭的「反分裂法」高調出籠,喊殺喊打的聲音變成了愛國主義的最強音,「和平崛起」的許諾正在變成「戰爭崛起」。

在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美國政府基本上採取交往與遏制並行的政策,而歐洲的法、德兩大國卻為了經貿利益而競相對中共政權獻媚,特別是法國總統希拉克成為引領西方各國向獨裁中共獻媚的領袖人物。希拉克在冷戰後的世界上高舉「戴高樂主義」的旗子,寧可與獨裁中共眉來眼去,也不願與英美同盟站在一起。他熱衷於在國際上建立反美聯盟,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一面在歐洲與另外兩大國德國、俄國聯盟,一面在亞洲拉緊獨裁中國,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聯盟。

為了經貿利益,希拉克用出賣政治支持來換取中共的大額訂單,在涉及到中共的重大政治問題上,他幾乎無條件地支持中共——從人權問題到對華軍售再到臺灣問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訪法時,希拉克在私人城堡設宴款待;中共現黨魁胡錦濤訪法時,希拉克把歡迎的紅地毯從飛機場、總統府、私人城堡一直鋪到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和埃菲爾鐵塔,再從鐵塔的底座一直鋪到塔頂,最後以渾身紅彤彤的鐵塔為背景合影留念。

另一股向中共獻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資本,進入中國的美國大網絡公司——從雅虎、思科到微軟——大都為了商業利益而屈從於中共的壓力,成為中共現政權管制網絡的幫兇。結果是,美國商人提供的技術幫助正在強化中國以反美為標誌的狂熱民族主義。因為這些美國大公司對中共的技術幫助,既提升了中共的封網水平,也加強意識形態灌輸的效力,而中國現在越來越畸形的民族主義思潮,顯然與民眾的知情權嚴重受阻和官方的強制灌輸高度相關。

最典型的獻媚當屬美國商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位擁有億萬家財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賺錢的閒暇裡客串一把傳記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響,為中共第三代獨裁者江澤民作傳,還起了個很煽情的書名:《他改變了中國》,盡顯這位洋人的高超的獻媚技巧。此書一出版就在中國變成暢銷書。這讓我想起當年的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只不過,主人公由暴君毛澤東變成了獨裁戲子,背景由陝北的窮山溝變成了繁華的大上海。

該書遵循著「為權勢者諱」的偽飾邏輯,而且,洋人的署名及其寫作技巧使偽飾顯得更精妙。在一臉民族傲氣而骨子裡依然崇洋媚外的當下中國,由西方人寫的此類傳記似乎比出自大陸作者之手的更客觀、更真實、也就更可信。所以,曾經參與了大量早期籌備工作的大陸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才被「江傳」寫作組玩了一把。無論他在國內外多麼有名,也無論他曾為「江傳」作出多大貢獻,但他都無法與洋人爭奪署名權。官方從請他參與的那天起,就已經給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當庫恩先生的匿名搶手,幹出力拿錢卻不署名的幕後活計。葉永烈嚥不下這口窩囊氣,於是,他向海外媒體曝光了「江傳」的寫作內幕。

今年上半年,幾家最有影響的西方大媒體紛紛聚焦中國的崛起。美國最有影響的時政雜誌《時代》週刊出了一期中國專刊,主題是「中國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關文章超過二十多個版面,從各個方面向世人介紹正在崛起的中國。英國大媒體BBC 深入中國內地進行「中國周」的直播報導,有史以來第一次對中國作多層次、全方位的集中報導。

一些西方評論家談起中國的崛起,他們的思路和口氣,既有資本家們那種惟利是圖的勁頭,也有類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邏輯,他們可以不顧事實、不要理性和摒棄良知,而只要經濟指標和中美貿易的數量。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國的《新聞週刊》發表國際問題專家法裡德?扎卡里亞長文《未來屬於中國嗎?》,該文在談到中國的崛起時,口氣很像中國的御用智囊們,通篇只談中國的經濟成就,而對中國的政治及其內在危機不置一詞;只對中共領導人發出讚譽之詞,而閉口不談六四大屠殺和法輪功大災難;只談中國的崛起不同於當年的德國和日本,而對西方流行的「中國威脅論」輕蔑地一笑;似乎中國正在以歷史上任何大國從未沒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該週刊封面上靚麗的中國女影星章子怡一樣。

最近,出自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女士與她丈夫之手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卻在向西方人揭示一個害死「七千多萬中國人」的暴君。在英國《每日電訊報》對該書的評論中,有一段話令人深思:「二十世紀我們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毛澤東害死了七千多萬人,是因為這些人在西方沒有什麼朋友,所以外界對這麼多人的死亡竟然沒有感受。但張戎是個中國人,她在寫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災難。為了替那些毛的犧牲者發出些聲音,她的感情和憤怒在這本書裡的每一頁都閃爍著。」所以,該評論又說:「沒有幾本書是注定可以改變歷史的,但是這一本書將改變歷史。」

其實,在二十世紀,西方自由國家的大錯誤,何止於對「害死了七千多萬人」的「毛澤東的熱情」!翻檢西方國家與極權體制的關係,令人不齒的錯誤比比皆是,大而言之,起碼犯過四大錯誤,四大錯誤的性質毫無區別——對極權者們的綏靖和迷戀。第一次是迷戀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對暴君希特勒的綏靖,第三次對暴君斯大林的妥協,第四次是對暴君毛澤東的迷戀。

第一個大錯誤:三十年代迷失於「斯大林熱」

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會讓人想起法國作家巴比塞寫下的斯大林讚歌《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翻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們「對斯大林的熱情」,對於幫助今日世界看清西方曾經流行的「毛熱」和現在流行的「中國熱」,大概還能有所補益。

上世紀30年代,正值前蘇聯的大饑荒和大清洗的高潮,幾百萬人被餓死,幾百萬人被清洗,數十萬失去父母的兒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

集體化導致餓郛遍野的大饑荒,在饑荒最嚴重地區居然是歐洲大糧倉烏克蘭,某些村莊連一粒種子都沒有,人們餓得普遍浮腫,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時有發生,官方派出專門的部隊封鎖這些村莊,阻止飢民出外逃荒,以防外人進來瞭解真相。

西方媒體把蘇俄的大饑荒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

被飢餓驅趕的人們不得不進行消極反抗,偷盜集體農莊的糧食變成飢民的存活之道,沿街乞討和四處扒竊成了流浪兒的謀生之道。為了遏制民間的偷盜之風和控制流浪者的四處流動,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蘇共中央不但恢復了在列寧時代已經廢除的沙俄時代的身份證制度,而且制定了兩項世界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惡法:

第一項惡法由斯大林親自起草,於1932年8月頒佈,主要的法條是:「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斃。」該法令被民間稱為「五穗法」,飢民們可能僅僅因為偷了集體農莊的幾棵麥穗就被槍斃,最輕也要判十年徒刑。到1933年1月1日,該法令剛剛被執行了不到四個月,就有高達55000人根據新法令被判罪,其中2000人被槍決。

第二項惡法於1935年4月7日頒佈,主要是針對流浪兒童。法令規定,12歲以上的兒童若犯了扒竊之類的罪行,與成人同樣論處,甚至可以判處死刑。

更殘忍的屠殺是在兩項法律頒佈之前,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是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時被當場抓捕的人,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無論成人和未成人,統統秘密槍斃。這項針對流浪者的秘密「行政措施」,一直執行到1935年4月7日,才被正式頒佈的惡法所取代。

死於大饑荒人數,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是330萬至350萬,西方媒體認為(包括那些經常稱頌斯大林制度的外國記者)在500萬至700萬之間,還有人統計出1,100萬人。

與大饑荒相伴而行的是「大清洗」,從1930年持續到1939年,幾乎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黨的高官、軍隊精英、知識精英、宗教人士、青年團骨幹、農村的富農、流浪兒童,甚至包括參與清洗的秘密警察……無一倖免。在大清洗高潮期的1937-1938年,莫斯科市曾在一天內就處決上千人,在內務部的路比揚卡監獄,平均每天登記的執行槍決的數字就有二百多起。斯大林時期的恐怖暴政所殺害的人數,據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質詢時的通報:從1935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有大約一千九百萬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萬人被槍決或在勞改營中死去,實際受害人數遠遠超出克格勃的統計。

據索爾仁尼琴說法:死於大清洗和集中營的人數高達六千萬人。即便根據最保守的歷史學家們估計,至少也有二千萬人。由此可見,斯大林的恐怖政治及其大規模屠殺,創造了西方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史無前例的罪惡記錄。

農村在荒蕪,農民在餓死,孩子在乞討。

全國在審判,無數人被屠殺、監禁、流放。

然而,蘇聯的所有媒體都在為集體化大唱讚歌,紅場上不斷舉行盛大的遊行和集會,被斯大林優待的國內外知識名流們,也紛紛加入到對斯大林及集體化、甚至大清洗的禮讚之列。被斯大林利誘回國的大作家高爾基,一方面,他是讚美斯大林的領唱人,組織了120名著名知識分子集體完成了讚美斯大林的特寫集,首開蘇聯知識分子對極權者進行集體禮讚的先河,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洗的首席鼓吹者,他充分肯定勞改和審判富農分子,並告誡人們要時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農們利用饑荒來攻擊政權的伎倆所迷惑。在大清洗的關鍵時刻,高爾基主動為斯大林站臺,寫下了討伐敵人的範文《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對高爾基的這篇檄文大都耳詳能熟,太多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對此文的模仿。

斯大林在操縱國內知識名流歌功頌德的同時,為了使謊言撒得更圓,他走了一招險棋,邀請了多位西方左派名流訪問莫斯科,並選擇了某些西方人旁聽第二次莫斯科大審判。他之所以敢於這樣做,乃在於他對事前的排練好的審判戲劇已經胸有成竹,相信那些被他馴服的被告們都會按劇本表演,也相信他的權謀必定能征服這些西方名流。果然,所有被告都痛哭流涕地承認所有指控,大多數旁觀的西方人也信以為真。

斯大林用接待國家元首的尊貴方式來款待心向紅色蘇聯的西方貴賓,優惠的特權、盛大的儀式、謙卑的姿態和沒完沒了的恭維,每一階段和每一地方的參觀、訪問、遊覽、接見、講話,都伴以簇擁的鮮花、熱烈的歡呼、豐盛的宴會、豪華的賓館,而且一切開銷全部由主人承擔,甚至客人要自己掏錢買包煙抽都不可能。

與這些優待一樣周到的措施是天衣無縫的秘密監控。斯大林用秘密警察作為這些貴賓的全程陪同人員,嚴格控制這些貴賓們所到之處和所參與的活動,嚴格篩選他們所要見的人,嚴密監視他們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用謙卑的態度來傾聽他們的不滿,以最友好的言辭向他們作出解釋,用莊嚴的改正承諾來安撫他們;陪同們每天都要向上級匯報這些貴賓的所有言行,特別要匯報貴賓們的不滿,所有匯報的要點都要讓斯大林過目。最終的目的,就是用巧妙的方式來引導貴賓們的公開發言,讓他們按照斯大林指揮棒來歌唱。

被邀請西方名流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比如被邀請歐洲三大國的最著名知識分子就有:英國作家德赫伯特。威爾士,劇作家蕭伯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社會活動家韋伯(費邊社的領袖人物);德國劇作家路德維西·布萊希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福伊希特萬格;法國著名小說家羅曼·羅蘭、安德烈·紀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比塞,詩人阿拉貢,政治家愛德華·赫裡歐……等人。

莫斯科審判的最大特點,就是法庭上所有角色——被告人、公訴人和律師——的說辭都高度一致,三方都在極力證明:蘇聯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災難——大飢餓、連續不斷的鐵路車禍、工礦裡的大事故、農民的暴亂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都是被告們的罪過。三方還要一致證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和「世界的希望」。比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高呼:斯大林是偉大的創造者!他是人類的希望!

如此匪夷所思的審判,居然就讓旁聽審判的西方名流們匪夷所思地相信了!

這些受到斯大林款待的西方名流中,除了安德烈·紀德敢於直面真實、讓斯大林的險棋付出一定的代價之外,其它人全部馴順於斯大林的「糖衣砲彈」,有的故意說謊,有的口是心非,有的有意隱惡,有的全無心肝,有的不明真相卻信口雌黃。

曾兩次出任法國總理的激進黨領導人愛德華·赫裡歐,被邀請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經過官方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後,豪華宴會上的高檔伏特加讓他的公開言論充滿醉意,他要徹底駁斥「資產階級刊物關於蘇聯發生了饑荒的謊言」。

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彼得·南尼1938年在《新前進報》上撰文指出:莫斯科大審判,雖然有官僚主義和警察濫權的原因,但主要是源於反對派的陰謀和罪惡,所以,審判是有法律根據的。

另一位西方名流貝爾納爾·索伊在訪問了「波將金村」後居然對西方輿論發出咄咄逼人的質問:「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們是被什麼東西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裡面給填起來的?」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約爾特·杜蘭金因其「對俄羅斯公正、坦誠的報導」而得到了「普利策」獎金。1933年他再次重申:「如今所有關於俄羅斯鬧饑荒的報導若非誇張就是惡意宣傳。」另一位獲過多項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米蘭迪說「外界對斯大林的批評是沒有根據的」,他還充滿自信地預言道:「將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會同意斯大林的說法。」這兩位記者當年的報導和獲獎,不再是美國新聞界的驕傲和普利策獎的光榮,而是地地道道的恥辱!

法國作家巴比塞寫出了《一個人和一個時代》,把斯大林的集體化和工業化吹捧為劃時代的壯舉,甚至就是一個人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

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奠基人之一比阿特裡斯·悉德尼·韋伯在1932年—1933年訪問了蘇聯之後,也得出同樣結論。他認為,集體化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創舉,蘇聯的農業「欠收」,應該歸罪於個別地區「從事破壞活動的居民」,而不應該歸罪於農業集體化運動。他還用極為鄙薄的口氣抨擊了那些「無緣無故」把穀子從穗上搓下來、或是摘下整個谷穗據為己有、對公共財產進行無恥盜竊的行為。對莫斯科大審判,韋伯說:那些被告「表現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國人難得有這種理智之舉。他們只知道一味地牴觸,而又無法克服官僚陳規,要知道,人為的法律陳規只有在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存有疑問時才有利於被告。」

英國最有名的俄國史專家伯納德·佩裡在訪蘇後宣稱:他對莫斯科公審的速記材料「印象深刻」,而「那種說斯大林最初是想消滅潛在的『第五縱隊』的說法……無疑是毫無根據的。」

羅斯福政府派駐莫斯科的大使戴維斯,居然也被斯大林的巧妙宣傳所迷惑。他也被邀請旁聽了審判,在審判開庭的日子裡他給女兒寫信說:通過審判,蘇聯清除了「第五縱隊」的代表,使國家避免了一次背叛和一次危險。

甚至連最反共的邱吉爾也相信蘇聯粉碎了一起內外勾結的陰謀:俄國內部的親德派與德國政府正在秘密合謀,企圖推翻斯大林並建立親德的新制度。他甚至在回憶錄中讚揚蘇聯總檢察官維辛斯基作為國家公訴人發表了精彩的講話。

更有反諷意味的事發生在流亡美國的托洛斯基與西方知識分子之間。莫斯科大審判時期,對所有被告的指控都與流亡在外的托洛斯基的幕後支使相關,托洛斯基變成了國內陰謀的境外核心。托洛斯基為證明自己與莫斯科的指控毫無關係,想在美國進行「反訴訟」。然而,當他邀請多位著名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簽名支持他的「反訴訟」時,除了著名哲學家約翰。杜威表示支持之外,而大多數人非但拒絕了托洛斯基的邀請,反而聯合簽署了保衛斯大林而反對托洛斯基的宣言,簽名的名流有:德萊塞、希克斯、雷蒙特、萊涅爾、羅賓斯、安娜·劉易斯·斯特朗;費希爾和居蘭蒂還公開為斯大林辯護。

當然,西方所有的共產黨組織皆毫無保留地支持斯大林,因為,他們的組織都得到過斯大林的金錢支持,他們的報刊往往只是《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傳聲筒,他們指責那些關於莫斯科大清洗的西方報導,一致認為莫斯科審判是「無產階級的審判」,不可能是不公正的。

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故意說謊,他在訪問蘇聯時,一路上不停地對陪同人員抱怨,指責蘇聯的種種不方便之處,他說他非常反感的個人崇拜,對莫斯科大審判極為不滿,要求蘇聯政府提供真相和糾正錯誤。他還特意宣告似地說:蘇聯並不美好,他還是喜歡歐洲的生活。然而,他的這些牢騷、不滿、指責、發脾氣和發誓,絲毫沒有影響他屈從於蘇聯人的壓力,他在「冷靜下來之後」,乖乖地按照《真理報》的要求修改了自己的文章,直到主人完全滿意為止。之後,他又以驚人的速度寫出了全面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的《莫斯科-1937年》一書。他在書中說:蘇聯人對斯大林的過度崇拜是真誠的崇拜,「人們感到需要表達自己的謝意和自己無限的讚美。人民感謝斯大林帶來面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謝他創建了保衛這幸福生活的軍隊……不僅如此,斯大林確實與人民血肉相連。」他還特意提到當面向斯大林提意見說:「對斯大林個人的過度崇拜搞得沒什麼味道。」斯大林的回應卻是輕蔑的原諒:「對此斯大林聳了聳肩,他原諒本國的農民和工人,說他們太忙了,各種事情太多了,所以沒能發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關於遭到西方輿論強烈置疑的大審判,他在書中則說: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他嚴詞駁斥那些把大審判稱為「駭人聽聞的」和「野蠻的」的西方人,並為大審判辯護說:我自己也曾懷疑過這些審判,但「當我在莫斯科旁聽審判時,當我看到和聽到……我感到,我的懷疑如同鹽在水裡一樣被融化了。……如果說這一切是有意編造出來的,是經過精心安排的,那麼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真實了。」他的結論是:「如果把審判季諾維也夫和拉傑克說成是斯大林渴望謀求統治地位和進行報復,那就太荒謬了。」

最後,他筆下的斯大林是「樸實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聽到對他的批評時並不生氣」的人。

斯大林看過《莫斯科-1937年》之後,當然感到如獲至寶,馬上命令將其譯成俄文,在蘇聯大量發行。(參見:《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洵、林英合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著名戲劇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萊希特一直不相信關於大清洗的信息,所以他一看到福伊希特萬格的辯護,馬上為之叫好,稱其為「西方文學中寫得最好的一本書。」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故意隱瞞了他在蘇聯見到的陰暗面和他的不滿。訪問蘇聯的五十年後,他的《訪蘇日記》才予以公開,其中記錄了大量斯大林體制的罪惡,以及他對斯大林體制弊端的觀感。可以說,他對斯大林制度的觀感還是深刻的。比如,他在日記中說:「這是一種絕對不受任何監督的專橫的制度,是連起碼的自由、公正和人道這些神聖權利都得不到絲毫保障的制度。」因此,在蘇聯的所見所聞使「痛苦和憤怒充滿了我的心。」甚至使「我也處在癱瘓狀態了。」但他還是「壓住自己想把這一切都說出來寫出來的要求」,非但沒有及時揭露這些罪惡,反而把真相隱藏到五十年後。他給出隱瞞真相的理由似乎很高尚——為了不被「敵人們」所利用來損害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他自白說:「只要我對這個制度發表哪怕是很小的譴責,那些僱傭的敵人……馬上要利用我的話,把這些話用他們最罪惡的居心加以毒化以後當作武器來使用。」由此可見,羅曼·羅蘭把黨派利益看得高於真實、真理和人道。

更過分的是,羅曼·羅蘭不但自己為斯大林隱惡,而且不允許別人揭露斯大林的罪惡。

在眾多訪問蘇聯的西方名流中,唯有安德烈·紀德表現出直面真相、誠實寫作和肯於自省的做人良知。他拒絕利益收買、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不屈從強權恐怖和朋友圈內的指責,甚至不顧羅曼·羅蘭和阿拉貢等老朋友的勸阻,發表了公開真相的《從蘇聯歸來》。他對斯大林體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見證作用。從此,他由蘇聯的受到特權式接待的好朋友變成了蘇聯的敵人,不僅受到斯大林和蘇聯人的忌恨,而且遭遇以羅曼·羅蘭為首的西方左派們的瘋狂攻擊,阿拉貢、尼贊、杜伽爾、愛倫堡等著名人物加入對紀德的輿論圍剿,甚至形成了「反紀德狂潮」。羅曼·羅蘭說:紀德的錯誤是「罕見的」,將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巨大的傷害,因為紀德「還沒有表現蘇聯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筆結束了這生命」。在對紀德的圍剿中,有許多近於人身攻擊的謾罵,諸如「蓋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黨的盟友」、「可惡的老頭子」和「莫斯科的哭喪者」等惡毒而瘋狂的指責及辱罵,從四面八方落在紀德的頭上。甚至,那些為紀德說情的人,也要遭到被法共開除黨籍的株連。

面對整個歐洲掀起的反紀德狂潮,面對知識界的許多老朋友的攻擊,紀德感到傷心:「許多人都斥責我。羅蘭的話令我傷心。蟲子深藏在果實中,可當我說『這個蘋果有蟲』時,你們卻指責我不喜歡蘋果。」然而,傷心歸傷心,真相就是真相,紀德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定地主動出擊。在《從蘇聯歸來》的第一版中,紀德已經寫的很克制了,眾多的關鍵地方還是筆下留情。眾多的攻擊進一步激發了紀德的鬥志和勇氣,他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做了修訂,更充分地揭露蘇聯的黑暗,使之變得更全面、更觸及蘇聯幻象的本質。修訂後的版本,從經濟、科學、工業、司法、文化、婦女狀況、公共道德、普遍貧困等方面,揭穿了蘇聯宣傳的謊言。紀德說:「蘇俄的共產主義,是普及謊言的,在那裡,甚至連眼睛都可能受騙。……俄羅斯不是一個提出訴訟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亞,的確是個流放的地方。」在這樣充滿謊言和流放的地方,人的生活怎麼可能是幸福的、自由的、有希望的。紀德又說:「謊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實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蘇聯,人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國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欺騙,無論是針對何人的欺騙,歸根結蒂皆是自我欺騙,自己如果不接受謊言,是無法去欺騙他人的。

在我看來,羅曼·羅蘭的《訪蘇日記》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為瞭解當時西方左傾知識界的親蘇傾向及其知識人本身的品質提供了絕佳的個案資料:首先,面對罪惡的沉默就是欺騙。這本日記被長期封鎖在黑箱之中這一事實,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大騙局,那個黑箱不是別人強加的,而恰恰是羅氏本人的陰暗內心。其次,每一名人都有自己的神話,羅氏日記在五十年後的出版,粉碎罩在名人日記上的種種神話,起碼,羅氏作為「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的神話被粉碎了。而如羅曼·羅蘭這樣,以自己的文字粉碎自己的神話的先例卻極為罕見。

在西方諸多名流為斯大林所作的辯護中,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英國著名戲劇家蕭伯納的態度。

蕭伯納是英國著名劇作家,不但得過1925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甚至被英國評論界稱為「莎士比亞之後最偉大的戲劇家」。在大饑荒最厲害的時候,秘密警察頭子雅戈達非常成功地請來了年邁的蕭伯納,他是與著名政治家南希·阿斯托夫人同行,兩人見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知道蕭伯納愛說話,就讓老頭子主談,而主人洗耳恭聽。蕭伯納在回憶那次見面時說:「斯大林把我們當老朋友接待,先讓我們盡情地發表意見,然後才謙虛地說了幾句。」他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心地純正,剛正不阿,赤誠坦率」。在他的眼中,「斯大林之所以青雲直上,全是靠了這些品質,決不是搞陰謀詭計。」而且,蕭伯納直到去世仍然在為斯大林辯護。

蕭伯納顯然自作多情,一個西方作家與一個東方暴君的第一次見面,怎麼就會有老朋友的感覺?其實,善於在西方名流面前偽裝的斯大林,只是為了讓蕭伯納甘做他的辯護士,才顯得那麼謙恭而平易。後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成功了。

蕭伯納在訪問莫斯科後告訴西方:關於饑荒的傳聞,純屬謠言;他在蘇聯的親歷可以證明:俄國的糧食供應在他旅行期間比任何時期都好。他預言說:在英明的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將是未來之國,是人類的希望所在,是天堂。

於是,有記者追問到:「那你為什麼不留在那個國家呢?」

蕭伯納嗔笑著答曰:「的確,英國是地獄,可是,我的責任就是下地獄啊!」(參見:《斯大林秘聞》,【蘇】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

蕭伯納的戲劇以語言幽默而著稱,幽默感也確實標誌著一位作家的高智商和語言天才。但蕭伯納關於如何選擇英國與蘇聯的幽默,只有機智而全無心肝,可以作為生活在自由社會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偽善的經典自白。

蕭伯納不僅對斯大林讚美有加,他與意大利極權者墨索里尼的關係也非同一般。當墨索里尼說「自由是腐爛的屍體」時,蕭伯納為之鼓掌且幫助解釋說:人類之所以甘受奴役,就是因為他們想望每天能獲得二十四小時的自由。政府只不過是一個組織必要的奴役機構,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每個人都無法躲避其應該擔負的奴役工作。(參見:《蕭伯納傳》,【英】弗蘭克·赫理斯,黃嘉德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對於受到殘酷迫害的蘇聯人而言,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時期,「統治這個國家的已經不是黨,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懼。就像尼祿當政時一位羅馬歷史學家所寫的那樣,『在這個恐懼的城市中,人已絕跡,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頭。』」(《斯大林秘聞》,【蘇】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P398)

2005年10月6日於北京家中